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底，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开始亲自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9月21日，项英由大余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同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和第46师师长戴嗣夏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等问题，举行了进一步谈判，达成红军游击队点编后，即改为抗日义勇军等协议。

9月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

在南昌，他从报纸上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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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在南京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26日，他给博古和叶剑英发去电报，并请他们转毛泽东等领导人，自己正在为改编各边区部队而抵达南昌，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后，即日返赣南，如派人来可到省保安处找。

博古接电后，立即转报延安。至此，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当地报纸上，项英看到9月22日中央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还看到了蒋介石23日发表的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项英认真学习，仔细领会党的政策变化，同他们的做法相对照，认为自己的做法基本符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精神。

随后，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

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

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

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

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

另外，项英还和熊滨商定，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

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

同时，经过项英的交涉，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和毛泽覃爱人贺怡在内的一批政治犯。

随后，南昌月宫饭店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开始运行，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项英给博古的电报发出后，等了两天，见无复音，由于公务繁多，他在29日带着获得自由的缪敏和贺怡返回了大余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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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敏（中）。图片来源：方志敏纪念馆

在狱中受尽折磨、一身病痛的缪敏、贺怡，被安置在大余最好的平民医院治疗。

此时，党中央对项英在江西的谈判曾两次提及。

这是因为，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

指示中要求：

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

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指示中强调：

“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但是，限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项英根本不可能接到这个文件。所以，博古联系上项英之后，知道他已经在南昌开始与国民党谈判，于是，赶快报告延安。

10月1日，中央书记处电中讲道：

“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

10月2日，洛甫、毛泽东电中讲道：

“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这两个来电，项英根本看不到，所以，在南京的博古需要派人去找项英。派谁去呢？他突然想起刚从国民党监狱里“保释”出来的顾玉良。

顾玉良曾在党中央机关担任过交通，认识项英，于是，博古便让他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官身份，带上护照，手持公函和博古的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于10月3日启程前往去江西。

顾玉良从南京出发，乘轮船、转火车，于10月7日到达南昌，又乘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提供的小汽车，于11日到达大余池江。

顾玉良向项英说明来意，将所带博古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交给项英，转达了博古提出的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注意事项，同时，还转达了博古的话：

要项英按中央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随他一起去南京。

10月11日这一天，项英特别忙碌。他除和顾玉良交谈外，赶到离池江5里的游击队驻地，同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人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安排近期工作。

根据安排，杨尚奎为赣粤边特委书记，和陈丕显一起负责红军游击队的下山改编、扩大部队等工作；

陈丕显去南雄、全南一带联系，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要三南游击队到池江参加整训，至傍晚才返回池江。

作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告诉消息闭塞的其他游击区。

限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他采取多种办法进行：

一是当面传达

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面对形势重大变化，来到大余池江，向项英和陈毅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彭胜标感到事关重大，怕回去讲不清楚，要求派代表去传达。于是，项英派陈丕显随彭胜标去闽赣边游击队传达。

二是写信通报

在南昌谈判时，项英于9月28日给浙南游击区领导人刘英写信，告诉时局变化，要合作抗日，共赴国难。

同时，还写信给其他游击区领导人。项英给湘南游击队的信，湘粤赣边游击支队长赵书良、政委王赤看到后，感到事关重大，信难辨真伪，恰好大队政委、当过项英秘书的杨汉林熟悉项英的笔迹，认定信确是项英写的，才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遗憾的是，项英写给湘赣边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的信，由赵书良支队长亲自送到武功山区。然而，谭余保不相信是项英写的信，不相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还误将赵书良当作叛徒杀害。

三是派人传达

浙南游击区刘英接到项英的信，派人到南昌联络，鉴于事关重大，要求派人去传达，项英派新成立的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前往传达。

四是通过报纸传播

项英在南昌谈判离开前，于9月29日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告诉大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救国武装的精神，向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传播了信息，为尔后红军和游击队的顺利集结和改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0月1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

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河南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当天上午，项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起同坐一辆小汽车，从池江出发去南昌。

中午在吉安停留时，他让陈毅看了博古来信及有关文件，就赣粤边及周边游击区的工作部署和安排，同陈毅作了长时间的研究。

项英对帮助干部实行战略思想转变甚为关注，再次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向湘赣临时省委书记、湘赣军政委员会主席谭余保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项英还以自己的名义，给陈毅写了介绍信，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项英后来得知，陈毅在湘赣边游击区蒙难，甚为震惊，又为陈毅最终说服谭余保而庆幸。

10月18日，项英到达南昌。第二天办好手续，于23日到达南京，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博古、叶剑英见面，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博、叶向项英介绍了长征经过，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变化，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调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及开赴前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谈判等情况，使项英对全局情况有初步了解。

博、叶还将党中央领导人对项英的谈判的担心，也如实作了转告。

项英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经过和主要经验教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的谈判，红军游击队情况等，向博、叶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项英对中央领导人对他谈判的批评，理解为对他政治上的关怀，没有作解释，但通过介绍谈判经过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情况，已经把问题说清。

10月26日，项英离开南京，经武汉、西安，于11月7日到达延安。

在项英离开南京当天，博古、叶剑英给洛甫、毛泽东发电中讲道：

“因情况不明，项（英）陈（毅）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此时，中央给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张云逸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闽、粤、桂一带与国民党当局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

南方各省游击队由于长期转战于深山密林中，对于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

部分游击队的领导人对国民党要消灭或吞并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警觉性不高，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没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致发生了部队改编被集体缴械的事件。

比如，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1937年6月与国民党驻闽粤军第65军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将特委领导的近千人的闽粤边独立大队开进漳浦驻防。

结果，7月16日，该部被国民党军以点编发饷为名包围缴械。史称“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与陈仪等人进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与陈仪、驻闽粤军黄涛、粤军最高长官余汉谋等人反复交涉周旋。

最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归还了300余支枪，被扣的红军指战员除一部被继续关押或遭到杀害外，大部分被强行编入驻闽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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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1937年6月，张云逸在给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信中就指出：

在与驻闽粤军谈判时一定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保持独立性，“不能随便答复对方的问题”。要其同粤军接洽时务须慎重，谨防上当。

张云逸还告诉张鼎丞、邓子恢等人：

“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

根据张云逸传达的党中央的指示，闽西游击队的领导统一了认识。张鼎丞派谭震林率闽西游击队一部到闽南，与中共闽粤边特委重建的红三团会合，稳住了闽粤边的形势，保住了这块游击区。

随后，张云逸接到福建省主席陈仪邀请他去福建商谈游击队改编事宜的电报。

其实，陈仪邀请张云逸来福建的真实目的，是想和中共方面商谈，将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收编，归其所用，或由中共将其全部调离闽境，以达到稳固其统治福建的目的。

张云逸知道，陈仪和他主政的福建省对抗日态度消极，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仍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尽管对陈仪的真实目的有怀疑，但张云逸还是想借此机会，一方面可就游击队改编问题与陈仪谈判；一方面耐心地做陈仪的工作，促使他认识到：

“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来到福州以后，张云逸向陈仪指出：“福建游击队都是中共领导的部队，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必须先由中共派人传达方针，绝不单独集中改编”。

在同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时，张云逸提出要到闽东联络叶飞所部，但国民党代表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他一再坚持，却无法成行。

张云逸退让一步，提出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我方派孙克骥同志，国民党派保安处一人前往。

事前，孙克骥将中央文件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张云逸告诉他：

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指派与你同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书记。闽北已同国民党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达。

这时，闽北红军游击队通过谈判后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还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集中。孙克骥通来到后，过关系找到黄道同志，请求他们尽快派交通员将文件送给叶飞。

历史证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应该集中的，早集中对红军和游击队是有利的，晚集中对红军和游击队是不利的，不集中就无法有抗日战争年代活跃在华中战场上新四军的出现。

当时，活动于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活动于赣北地区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由于不愿意放弃土地革命，拒不下山集中改编，均遭国民党军消灭，就是惨痛的教训。

经过同国民党谈判，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全军一万多人。

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是一支久经锻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持和发展，凝结着项英和陈毅同志的心血，是他们对党对人民事业伟大贡献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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